您在上海出生并成长，上海文化有着她的特殊性，但你又对上海文化持批评态度，您能谈谈您的生长环境对您童年生活及后来做文化批评所带来的影响吗？您生长在这片文化土壤里，又对这一土壤有着独到的批判，您觉得这是否矛盾？
我的祖籍是客家人，这是我的父性身份，但上海是我的出生地，所以它是我的母性身份。父性身份赋予我反叛的性格，而母性身份却构成了艺术文化的摇篮。我对艺术的感受力完全取决于文革童年的上海经验。这是我记忆中最矛盾的方面。它充满了苦难、恐惧和忧伤，却又遍布着希望与光线。我想我是那种“精神分裂”的人，这道裂隙来自童年，现在则被生活的磨砺所加宽。我对上海的批判，正是“哀其不幸”的一种表述方式。我无法容忍它已经成为一片庞大的文化戈壁，同时又用一大堆可笑的塑料花加以装饰。
你1994年去澳洲，可以说是在你的“鼎盛”时期突然“出走”的。我觉得你其实很少谈及那时候的生活，想必应该是有着无奈和失落。回过头想，这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呢？8年时间是怎么安排的？是否还对国内文化界保持着关注？主要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实现？这种远离“现场”的视点是否与您见解的独特性有着联系？
我去澳大利亚近八年时间，成为钱超英所描述的那种“文化流亡者”。但我不想在这里谈论我的家庭 。我在澳洲当过访问学者，也念过学位，但出于生计考虑，大多数时间都在做华文传媒，先后担任过三家媒体的主编，还当过某上市公司网站的资讯总监，几乎每天都在网上浏览。这些“饭碗”都要求我对大陆保持第一关注的状态。我一直以为对母国有足够的了解，但1999年我第一次回到中国，突然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日常生活的巨变，远远超越了媒体所能传达的程度。这使我深切地感到了媒体的无力。但我的“视点”基本与澳洲无关。这种“视点”在我去澳洲之前就已经形成，那就是自由和独立的个人批判的原则。但澳洲的生活终究扩大了我的视域。在此后的沉思和书写中，全球化的“视点”是非常要紧的一面。
记得您曾提到在读大学的时候并不满意当时高等教育的状况，并说自己那时整天逃课。你觉得大学生活给您带来的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现在您又返回校园，并从事教学工作，您对现在的教育体制如何评价？你认为你会成为优秀的教师吗？如果有学生像您当初那样逃课，您会不会在意？
你说得很对，我的大学生涯主要是靠逃课来度过的。所以我现在返回大学重执教鞭，从来不搞点名，因为我感到今天大学的本质没有任何改变，除非学生遇到罕见的良师，否则他们将成为这个制度的废物。我现在上课，就是努力给他们洗脑，把他们在中学和大学里学到的错误知识洗掉，告诉他们什么才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是艰难的工作，我感到我似乎在和整个体制作战，犹如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我只能改变鼻子底下的一小片空间。我时常感到作为教师个体的微小。
您认为文化批评在文化领域应该处于何种位置，和创作者，媒体间的关系应当如何？作为一位文化评论家是否应该保持一种客观的立场和姿态，如何保证作到这些？
文化批评是在对它的误解中成长起来的。文化批评不是仅仅说“不”，也不是为一中文化现象（人物）擦皮鞋。文化批评就是以媒体方式说出对文化现象的判断。批评家是文化发育中的最重要力量之一。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阵营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一边是酷评派，一边是表扬家，构成非此即彼的对立态势。这是病态的，显示了大多数批评家的无能。他们甚至不能解决屁股决定脑袋的危机。但文化批评都是个人化的，所谓“客观”只是乌托邦的想法。我的批评从不客观，也不代表任何社群。我只是在说出我本人的看法。
你在前几年批评卫慧时说，“一个真假难辨的叫春的年代已经降临，我对此将洗耳恭听。”而在卫慧之后，80年代后所谓作家也争先恐后地加入了叫春的行列中。使得河山“春色一片”。你认为所谓“叫春时代”的来临背后深层的原因在何？
“叫春”是一个比喻，它描述了一个全球性的景观――流行文化正在迅速走向肉体化。人们对身体的关怀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远远超越了对心灵的关切。这当然是信仰崩溃带来的后果。但一个对自己心灵问题毫不关心的民族，是注定要溃烂下去的。
我们反对“叫春”文学的媚俗化和低俗化，但不好的文学已经在资本和书商的运作下，开始泛滥并且混淆视听了。一个批评家如何在众说纷纭中保持自己的立场，或者更严肃地说，保持良知和水准？可以评价一下当下批评界的现状吗？是不是批评的力量十分薄弱，不能成为准则？中国目前的批评状况出现是偶然的吗？
我想这是个简单的问题。我不在公共批评领域说谎。我认为那是可耻的事情。这是我比较固执的一面。批评领域里隐含着大量的利益置换。只要你说好话，你就能得到各种好处，进而成为主流与核心。因此，技巧性地发言和捧场，成为大多数批评家的生存秘密。我同情和理解他们。这是他们的生活艺术。我对此无话可说。
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文化批评这条道路？你如何保持一贯的批评的激情？批评的乐趣在哪里？
批评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更多的时间是从事文化研究。但批评的确有一种乐趣，那就是当你揭穿了事物的本质之后，你将由此获得巨大的快乐。激情是身体里自然涌现的，是荷尔蒙之类的体内化学反应。我只是一个自身激情的消费者而已，我对它的生成机制一无所知。
你过去崇尚的自由和反叛，和现在年轻人的自由反叛有和不一样？你是否觉得我们的文化其实已经老朽到了极点？它所使用的话语是否依然陈旧？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自由和反叛的特征。但它们在本性上都是一样的。反叛的出现，正是因为有需要反叛的事物存在。但中国文化的现状，还不能简单地用一言“老朽”以蔽之。它的时尚文化无疑是生气勃勃的，而它在话语方面去却毫无进展。在我看来，我们现今使用的批评话语，依旧维持在毛时代的粗陋状态，充满了虚弱的暴力，却毫无原创力可言。方舟子的语言就是这方面的范例。
有无觉得批评有说三道四的嫌疑？你一直提出严肃的批评，那么必然会树敌很多。听说你一直收集着那些“骂”你的文章。这相当有趣，你如何看待别人对你的批评？
批评就是说三道四，而且一旦言辞严厉，则必然会有所“树敌”。我一向是争议性人物，已经习惯于来自正反两面的议论。我收集那些骂文，是因为其中有确有值得我反思之处，但更多是是因为它们非常好玩。陈村知道我的这个脾性，时常会找一些发给我，我嘛，就笑纳之。它们是我的话语玩具。
对于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你看法如何？学院派固然有它的迂腐和无趣，但媒体批评固然有着它的活力和自由，但媒体批评是不是一直都这么行之有效？它的随意性是否也会造成某种误导和消极性？会不会担心文学评论会娱乐化？
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的较量，似乎以学院批评的溃败而告终了。这完全是学院批评家咎由自取的结果。自我封闭和面目陈腐，无异于严重的自宫。但媒体批评的局限性，现在也开始浮出水面。它的即兴、短视、肤浅和娱乐化，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弱点，只有像朱学勤等极少数批评家能够超越这种限定。
作为一个学者和批评家，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对当下的许多事物的批评？如果媒体确实是昙花一现，你不担心你的创作或者你的言论是速朽的吗？
关切当下经验，正是我们治疗学院批评自闭症的核心方案。与当下日常生活无关的学术研究，才是注定要速朽的事物。我从不担心我的言说的死亡，它们中有一部分会被时间所溶解，而另一部分会坚硬地存在下去，成为后世从事文化攀援的基石。
谈谈去年去世的几个著名学者，一个是萨义德，德里达，苏珊。桑塔格。你喜欢哪些国外的学者和批评家？我记得你曾经引用过苏珊。桑塔格的隐喻？
你提到的这三个人中，我不喜欢萨义德对东方人的居高临下的导师姿态；德里达又太沉溺于语词的解构－结构游戏；只有苏珊桑塔格是我的最爱。她的语法跟我的语法有着内在的契合。有一次我做梦握住了桑塔格的玉手。我感到这是一个微妙的隐喻。我们是同一话语根系上长出来的果子。她的凋零正是“永生”的一种方式。她的话语是有着强大的传承性的。她与当下经验是如此密切相关，却又露出了超越时间的坚硬内核。
你一直被认为很有才气的批评家，这样的才气，对你的批评会有什么好处吗？你是否认为自己在“挥霍”着自己的才华？你不怕因辞害义？太华丽的文章，是不是最好的文章？武侠小说告诉我们，每个练武之人都有自己的“软肋”。你批评的缺点在哪里？
才气只是书写的前提，而不是书写的依据。要维系一种强大的话语事业，必须依靠内在的精神性。我的早期风格在修辞学上属于绚烂体，现在正在趋于质朴。但无论它属于何种什风格，它都必须传递出一种内在有力的信念。我不怕“因辞害义”，这不是我要关心的事情。我的“罩门”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恕不奉告，呵呵。
你认为上海这个城市的性格是什么？它实际上是个风花雪月的地方吗？抑或上海最缺乏浪漫性？平时你的消遣是什么？喜欢听音乐吗？音乐是你的娱乐吗？
上海具有多重性格。我是边缘人，对它的认知越来越限于日常生活。它的风花雪月跟我无关。我平日的消遣就是与好朋友一起吃饭、喝茶、聊天，或者躲在家里听音乐，偶尔自己也弹弹钢琴什么的。
你以前说过，你最想考的是上音，但是为什么没有考？如果你去做一个音乐家，你认为你会是什么样子？
少年时代对音乐的敬畏与热恋，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进入那个专业。当然，要是我一旦如愿以偿，我也可能只是个三流的小角色而已。
你说过，“我有一个出人意料的阅读小组和音乐帮，触摸了许多18-19世纪的西方文学－音乐文本，这些经验是奠定文学道路的基础。天分固然重要，但以我个人的感受而言，童年的生命经验才是决定性的。”你说过你对音乐的敏感性，而从你的大量文章也可以看出来。请问音乐和写作之间是否有着某种隐秘的关系？
当然。对音乐的感受性会像涟漪一样扩散，成为启动感受所有艺术样式的前导。我对语词的敏感性，与这种童年经验密切相关。
你讲到小时候弹琴，窗外那个女孩子走过，你就会使劲地弹。还有小时候的“音乐帮”，你能谈谈这些吗？
这是少年时代的 和虚荣。那时为了勾引女孩子，我会背着琴谱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可笑地炫耀着自己的才华。幸亏钢琴很重，要不我大概也会扛着它上街的。我们那时的小圈子，酷爱音乐、文学、美术和一切跟艺术相关的事物，每天聚在一起进行精神会餐，完全被青春期的梦想所笼罩。在诵读、聆听和谈论间欢笑与流泪。世界严酷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却给我们留下了最温存的希望。
你承认过自己是分裂的一个人。那么你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分裂，或者说从某中程度上，分裂是因为过度的敏感，而这样是否恰好造就了你的才华和你独特的言说方式？
我已经说过，精神分裂是我们整代人的特征。一方面渴望温存与爱，并滋养出一种敏感、挑剔和神经质的风格，一方面又被政治暴力所劫持，在我们的骨血里留下了阴险的痕迹。我许多文章的矛头所指，正是我自己的另外一面。我是左右互搏的高手。
谈谈爱情，你虽然声称自己不善谈论这个，但是在《记忆的红皮书里》，有着对女性爱情的最初的雏形。
爱情是不能用这种公开方随便谈论的东西。我本质上是害羞的人，请原谅我的这种立场。
谈谈幸福。什么是幸福，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幸福。你有为此孜孜不倦地付出过吗？
幸福是一个杜撰出来的概念，它不过是无数快乐的叠加而已。
赵汀阳曾经玩笑说，吃大螃蟹最快乐。你认为什么是快乐的？
快乐有许多类别，但如果你是指日常生活的那些，那么我想我的快乐主要来自美食。我是饕餮之徒，热爱一切美妙的食物。
快乐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付钱而已。
谈谈孤独。你是这个时代孤独的批评家吗？越优秀意味着越孤独。我记得你和朋友一起的时候往往很少说话，这是为什么呢？你实际上会是一个内向的人吗？据说你的课程深受学生、尤其是女学生的喜爱。不知你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在人多的场合，我习惯于倾听。当然教学是一种例外，那是特殊的职业性言说。多数情况下，我在授课时很少观察学生的反应。我感到自己是在向另一个自我发言，然后又倾听着自己内心的回声。我在本质上是孤独的人，这完全导源于童年的状态。我是独生子，在梦想和自言自语中度过了漫长的童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靠趴在窗口看风景的方式与世界交流。我蹬坏了好几张凳子。
谈谈你喜欢什么样的文学、音乐作品，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吧。他们都是上帝的作品。
我喜欢博尔赫斯的短篇、马尔克斯的长篇、迪伦马特的戏剧和加缪的随笔。喜欢肖邦、舒曼、马勒、蓝调爵士和古琴。喜欢单纯的小傻瓜式的女人。她们是妖精女人的反题，却比妖精更加蛊惑人心。
在这个世界上，你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战争，永恒，环保、爱滋病还是春天和生命？
我最关心的是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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